古典诗歌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已的文化心灵。图为游客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与扮演“李白”的演员对诗。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 摄
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为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之一的古典诗歌，传承着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已的文化心灵。品读古典诗歌，就是要传承古代伟大诗人高尚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艺术审美。它们以最质朴、最深刻的方式，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认知与精神底色。
那么，该如何真正读懂这些古诗歌呢？答案就藏在“诗”这个字的字形构造里。古人创造“诗”字时，已将其本质特征嵌入于字形的构造之中：“诗”从“言”，即点明其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属性。声旁为“寺”，乃“持”之本字，一方面暗含诗歌有“持守情性”的作用；另一方面，以“寺”为声旁的汉字，又多有“等待”之义，这就寓意诗歌作为生命情感的酝酿与等待，无论从创作的角度来说，还是出于文化传承的考虑，它都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
“诗”从“言”，说明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艺术。《毛诗大序》中早已点破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”作为语言的艺术，诗歌表达情感，其精妙之处不在直白地铺陈，而在于通过一种音乐性（音律）与形象性（意象）的语言，将抽象的情感表达得“有声可听”与“有形可感”。
首先说中国诗歌语言的“音乐性”。沈德潜《说诗晬语》云：“诗以声为用者也，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。读者静气按节，密咏恬吟，觉前人声中难写、响外别传之妙，一齐俱出。”这种声韵之妙，主要体现在押韵、平仄、节奏的浑然天成，让诗歌不仅可读，更可诵、可歌。
仅以押韵而言，古典诗歌可谓“无韵不成诗”。而且不同的用韵选择，更能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情感氛围。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今天读起来似乎不押韵，实则于中古音中，“者”与“下”同押上声“马韵”，“上声高呼猛烈强”，这种曲折高亢的声腔回荡于天地之间，将诗人孤独无依的苍凉感推向极致，让读者在声韵中直面个体生命与宇宙时空的碰撞。柳宗元《江雪》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韵脚“绝”“灭”“雪”皆属入声“屑韵”，短促哽咽的音节像冰天雪地之中嘶嘶呼啸的寒风，将诗人与世隔绝的孤高与凄怆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中有言：“夫音律所始，本于人声者也。声含宫商，肇自血气……故言语者，文章关键，神明枢机。”诗歌的音乐性并非人为附加的装饰，而是源于人声本然的生命节律，是情感自然流动的外化。
再来谈中国诗歌语言的“形象性”。《易传·系辞上》载：“子曰：‘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’然则，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‘圣人立象以尽意。’”这种“立象尽意”的思维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。
古典诗歌的意象之妙，或在名词的叠加，如温庭筠《商山早行》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其中无一个“愁”字，却以“鸡声”（旅途早起的辛劳）、“茅店”（行旅的简陋）、“板桥霜”（前路的艰难）三个意象叠加，将游子的思乡之愁与旅途之苦具象化，让读者身临其境。或在章法的安排，如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全诗以“剑外忽传收蓟北”起笔，突发喜讯所带来的冲击感贯穿始终：“初闻涕泪满衣裳”写自身的反应，“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”则写家人的情态，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抒狂喜之情，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绘归乡之路。诗人的情感从“涕泪”到“狂喜”，再到“放歌纵酒”的畅快，通过层层递进的意象与叙事，被推向顶点，故清代浦起龙在《读杜心解》中称其为杜甫“生平第一快诗”。
诗歌的功能在于持守人的本真情性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中一语中的：“诗者，持也，持人情性。三百之蔽，义归‘无邪’；持之为训，有符焉尔。”诗歌的核心功能，在于持守人的本真情性，让喜怒哀乐有处安放，让纯粹的情感得以留存。这种“持”，不是压抑情感，而是净化情感、升华情感，让人们的情感在诗歌的涵泳中，获得永恒的生命力。
况周颐在《蕙风词话》中说：“吾听风雨，吾览江山，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。此万不得已者，即词心也。而能以吾言写吾心，即吾词也。此万不得已者，由吾心酝酿而出，即吾词之真也。”这种“万不得已”的真情，正是诗词的灵魂。
秦观素以“古之伤心人”著称，但他有一首《行香子》写得明媚动人。词之上阕曰：“树绕村庄。水满陂塘。倚东风、豪兴徜徉。小园几许，收尽春光。有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菜花黄”，其中无一句抒情，却通过“桃花红、李花白、菜花黄”的明艳色彩，“倚东风、豪兴徜徉”的自在情态，将春日里的愉悦与畅快展露无遗。这种情感纯粹而真挚，不带丝毫的矫饰，正是词人情性的自然流露，同时也让千百年后的读者仍能感受得到，并一直“持守”那份春日里拥抱自然、热爱生命的美好情感。
当然，诗歌中的情感，既有个人的悲欢，也有家国的情怀；既有浅淡的闲愁，也有深沉的悲悯。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初读似是写景，但若结合他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”（《寄李儋元锡》）的为官初心，便可知“春潮带雨晚来急”是他对世事的忧心，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则是他不愿同流合污、坚守本心的人格写照。这首小诗不仅记录了他的所见之景，更持守了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官吏的悲悯与坚守。
杜甫与宋玉的隔代共鸣，更彰显了诗歌情感的恒久性。杜甫在《咏怀古迹五首》其二中写道：“摇落深知宋玉悲，风流儒雅亦吾师。怅望千秋一洒泪，萧条异代不同时。”宋玉的“悲”，是怀才不遇的孤愤；杜甫的“悲”，是历经安史之乱、目睹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忧国忧民。虽“异代不同时”，但那份对家国命运的关切、对民生疾苦的悲悯，却通过诗歌得以传承。杜甫读懂了宋玉的“悲”，正是因为诗歌持守了那份共通的人类情感，让跨越千年的心灵得以相遇。诗歌中这种情感的“持守”，让我们在纷繁世事中守住本心，在岁月流转中铭记真情。它告诉我们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人类对美好情感的追求、对善良本心的坚守，永远不会改变。
诗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“生命等待”
李炳海先生在《诗经品鉴》中指出：“《诗经》在开始阶段都是歌词，用以演唱，当时的歌咏往往采用对唱的方式。这样一来，就使得进行歌唱的人有一种心理期待，要得到对方的回应，对方也会为回应做好准备。这样一来，用以演唱的歌词就被称为诗，表示期待、准备之义……它所蕴涵的准备、等待的意义，通过字形得到了保存。”这是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解读“诗”何以有“等待”之意，但其实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，诗歌本质上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“生命等待”。
首先，这种“等待”，是一种情感的共鸣。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“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”，诗人将相思之情寄托于月华，等待着远方之人能感受到这份牵挂。而千百年后的读者，在某个相似的情境中，读到这些诗句，便会突然读懂诗人的心境。
其次，这种“等待”，是一场生命的对话。年少时我们读孟浩然《春晓》中的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，只觉是春日闲情，无关痛痒；而今人到中年，历经生活起伏，再见暮春落花，才读懂那一声“花落”中藏着的时光易逝、世事无常的悲叹。年少时我们读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“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”，只道是别人的伤感；待亲历人间悲欢，才从古人的感叹中照见自己的人生。诗歌如同一面镜子，它等待着读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与它相遇，在一次次重读中，完成与诗人、与自我的生命对话。
再次，这种“等待”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我们今天熟知的很多古诗文，正是通过这种“等待”，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延续。李白的诗歌在中小学不同的学段中反复出现：小学有《古朗月行》中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的天真烂漫，初中有《行路难》中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少年豪情，高中有《蜀道难》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雄奇与忧思。这些诗篇跨越不同的年龄段，等待着个人在成长中逐步读懂李白从“仗剑去国”到“忧念天下”的生命轨迹。当这些诗句被一代又一代人解读、传承，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便融入民族的血液，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底色。
当我们在“床前明月光”中感受思乡之情，在“桃花源”中体悟理想之境，在“岳阳楼”中践行家国情怀，便不仅是在学习古典文学，更是在完成生命精神的成长与文化品格的提升。愿我们都能扛起文脉传承的责任，让这些经典诗篇在新时代焕发生机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绵延不绝，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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